“胜利”来之不易。从带食品入园被拒，且被工作人员翻包检查，到起诉、立案和调解，“华政学生诉迪士尼”一案历经近一年才尘埃落定。
案子沸沸扬扬，而诉讼的起点，是“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以上海为主场，面向全国司法专业学生，由业内律师指导进行公益诉讼。
▲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三百人报告厅，“小城杯”的举办地。（陆磊 摄）
这是学生们从身边容易被忽视的不平等小事开始，捍卫自己和公众权利的尝试。
立案庭的法官问：“标的24元，够你们来回松江吗？”被告律师拍着桌子对学生们说：“你们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取证时有的被告极度不配合，甚至打电话威胁撤诉。
他们依然说：“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
立案这件“小”事
杨峥四人的队伍名为“诉的就是你鸭”，指的是迪士尼经典形象唐老鸭。其他各队队名也都天马行空：“獬豸队”、“江湾草原孤狼队”、“花儿与少年队”……涵盖了法律的象征物、学校的位置、诉讼的案由等等。
起诉谁？向哪儿递诉状？案由又是什么？决定以迪士尼为被告后，问题扑面而来。作为队长，杨峥虽然有过参赛经验，依然觉得棘手。
2018年6月，苏州律师王军召曾因同样的缘由，以侵犯隐私权状告迪士尼，索赔损失1元钱，先后诉至浦东法院和上海一中院，均未被受理。
而杨峥她们先在网上立案平台提交材料，不被受理，从学校所在的松江区赶到浦东法院的立案大厅窗口，呈上纸质材料，依然不被受理。
“小城杯”走过七年，学生们有因为团购券无法正常使用，起诉百度公司的；有因为外出就餐时被收取餐具使用费，将饭店告上法庭的；也有因为至少要充值50元，才能下载一篇7元的文献，起诉了知网的；还有在火车站窗口取票因为被收“异地取票费”，起诉了上海铁路局的。
夸大产品效果的保健品，发放色情卡片的连锁酒店，默认搭售保险的手机软件，通话时间月底清零的中国移动，会员不能跳过广告的爱奇艺……几年间，这些未出茅庐的学生把知名企业、公立机构甚至世界500强公司都告上了法庭，索赔的金额，从1元到百元不等。
这些案子有未立案的，有因压力太大而撤诉的，也有不得不接受调解的。
令杨峥她们意外的是，当天庭长和几人交流了一个多小时，帮忙分析诉状，她们的案由写了两个，既有侵权范畴，又有服务合同范畴，只能选择一个。
她们商量后认为翻包检查严格，与禁止游客携带食物入园这一条款直接相关，在法理上面更加充分，就以服务合同案由写了诉状，诉讼请求为确认该格式条款无效。法院接收了材料，她们当庭补充了赔偿损失46.3元的诉请。
▲第四届“小城杯”决赛现场，“一诉到底”队在进行汇报，这是杨峥第一次参赛时的队伍。（网络截图）
有些队伍的立案之路更加坎坷。覃皓文的“原地爆炸”队跑了3个法院，6次立案，仍被以不是适格的原告为由拒绝了。
指导律师杨梦嫣安慰这些大学生：这很正常，别说公益诉讼，民商事案子也有立案不成功的。她认为法院的做法无可厚非，这恰恰反映了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现状，只有相关的组织和部门才有权针对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提起公益诉讼。
几年来，上海各区的法院几乎被学生们跑遍了，他们甚至私下为各区法院的立案难易排过序。也曾有过一审法院不受理，学生们上诉到中院，中院指定一审法院要受理的案子。
因为主办方之一的华东政法大学位于松江区，每年到了比赛的时候，松江法院就会成为立案的“重灾区”，法官们一眼就能分辨出这些公益案件。
可第一次接触此类案件的法院，会觉得学生是闹着玩的，来搞事情的，有防备的法官还会说要联系学生的家长和学校。杨梦嫣说“法院应该是希望能不接就不接，毕竟法官一旦审理，加上舆论造势，肯定会引起一些轰动。”
用个案去挑战一种既成的模式，力量对比悬殊，这是客观状况。因其社会关注度大，不仅原告压力比较大，法院压力也不小。
立案难一直也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基层法官的考核和结案率挂钩，期限内不结案就会影响考核，所以小案子尽量不接。
直到2015年，法院案件受理制度改革，“立案审查制”改成“立案登记制”后，这种情况才有了些改变。
聚光灯下的庭审：状告国拍行
发生在2015年的“上海国拍行拍牌手续费案”被反复提及，影响甚广。
那时，律师杨梦嫣还是华政国际法学院大二的学生，从自习室地上捡起第二届“小城杯”的宣传页时，就想到要打一场拍牌手续费官司。
诉讼始于“一声叹息”。家人每个月都坐在电脑前如临大敌地拍牌，没拍到后只能感叹“100块又打了水漂”。
当时上海月均参与拍牌的人数超过了20万，按4.6%的中标率计算，每位拍牌者平均拍20次以上才能拍中。
拍牌需向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简称“国拍行”）缴纳押金2000元，每拍一次，无论中标与否，都会被扣掉100元，手续费加上押金的利息收益，国拍行一年拍牌收入接近3亿元。
福州路的国拍行总是人头攒动，只有在流拍时，竞拍者才会骂骂咧咧抱怨几句，但少有人去关心这“学费”为何要交。
杨梦嫣举例，就像去商场买衣服，虽然售货员提供对商品的展示、解说、试穿等服务，但顾客最终没买到合适的商品时，商场和售货员都没有权利收费，顾客也没有义务支付费用。所以这100元手续费的收取显失公平，公告中的格式条款理应无效。
道理虽然好懂，可诉诸公堂需要更多材料支持。为了获得收取100元手续费的相关法律依据、其定价依据及资金使用去向，她们向上海市交通委、上海市财政局申请公开委托拍卖车牌的文件、手续费定价依据以及收支情况等信息。
延迟多日得到的回复始终是不属于公开范围，立案时久久没有回音，开庭前法官再三建议调解，她们觉得这些都显示出大家对麻烦避之不及。她说：“我们不是复仇者，没有超能力，只能脚踏实地地做出努力，一步步用法律手段维权”。
同学肖宁卉作为原告出席，坐着发言时手还一直在抖，烂熟于心的内容也是照着稿子一字字念的，面对法官的质疑，她甚至为自己的执业生涯感到担忧。
但问题却掷地有声——“每年收入好几个亿的依据是什么？钱的流向是哪里？作为一个垄断的机构，受不受政府监管？为什么没有明显提醒？”
提醒是容易被忽略，就连被告律师自己阅看登报的拍牌公告时，也用老花眼镜在密密麻麻的条款中经过一番查找后，才在“个人竞买人注意事项”一栏找到了“投标拍卖手续费每次100元”的字样。
杨梦嫣说：“对方律师是上海律协副会长，这么有地位和经验的律界大佬，面对我们绰绰有余，还准备了8套方案，让我们惊讶又感动。”
“这就好像是组织考生报名，能不能考中，组织方没法保证，但报考费一样要收。”对方律师也打了一个比喻。
而学生们觉得，这是一场显失公平的考试，黄牛代拍是作弊，被迫无法改价是提前收卷。
在合议庭的询问下，她们愿意接受调解。对方则摇头拒绝：“此案无法调解。”
败诉在意料之中，但两个月不到，国拍行就改掉了条款：保证金收取标准从2000元调整为1000元；手续费则调整为60元/次。算是一次实质的“胜利”。
爸爸是身边第一个因为降费来感谢自己的。自信和成就感从比赛中生发，第一次调解后，杨梦嫣就明确了诉讼律师的职业道路，她享受在法庭上跟对方辩论的过程，通过自己的技巧和努力，帮当事人实现想要的利益。
虽然在法庭上针锋相对，可庭下对方律师对她们这些后辈却很照顾，隔年他也成为了“小城杯”的评委。而杨梦嫣毕业后也在“小城杯”的发起方，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执业，成为学生们的指导律师。
当年的毕业典礼上，时任华政校长何勤华在致辞中提到了国拍行案子，为华政学子为公益发声而高兴，这鼓励，对他们意义重大。
状告迪士尼后，有人觉得他们是“杠精”
迪士尼案的关注来得猝不及防，第一次开庭三四个月后，媒体蜂拥而至，爸爸告诉杨峥新闻评论有几十万条时，震惊、惊喜和压力一起涌来，她说：“担心辜负大家的期待，但也开心有了公共监督，或许能助推事情解决。”
力挺她们的网民让案子冲上了热搜第一，很多人赞她们“干了我们想干又没干的事情”。可也有人觉得学生们是“杠精”。
杨峥说：“微博里有一小拨人反对我们，他们认为大部分人素质很差，菜饭果皮会破坏迪士尼的美，而且迪士尼也有自主经营权，而我们站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这就是争议所在。”
还有一桩诉圆通速递的案子，立案几天后，复旦法学院的学生于佑心在上课时接到一通电话，是法院打来的，法官问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案子几块钱，有必要起诉吗？”
因为快递未经告知就被放到了快递柜里，她把圆通告上了法庭，索赔3.5元。
听到质疑，她有点慌，法官问她是不是在完成作业，她没有主动承认，支支吾吾中还是被指了出来，一个学生大老远跨区去立案是为了什么，她说：“这种被戳穿的感觉很难受。”
“有必要吗？”是这些较真的学生被问最多的问题。也有人说大学生蹭热度，是律所联合法院的一出戏。
虽然是在参赛，作为自诉的原告，于佑心觉得压力很大，也总在反思，“法律是最后的救济手段，为什么要把它这么前置，将这种行业内的争议问题摊在法庭上，是不是有滥诉和强行诉的嫌疑。”
而杨峥则认为，“我去维护我的权益，在法律框架内都是正当的。”如果能在诉讼外解决问题自然厉害，但往往是在尝试过其他方法后发现，不通过诉讼途径，甚至根本无法和对方对话。
不同于想象中会出现的针锋相对的庭审，其实案件受理后，很多最终都是调解结案。基层法院办案数量大、压力也大，首先会力推调解。
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益诉讼，“小城杯”通过私益诉讼来达到公益目的的宗旨，也被法律界更广泛地认可。除了鼓励学生们学以致用，发现社会问题，也希望每个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都能站出来说“我是原告”。
唤醒权利意识
黄浦区民事法庭外面的走廊上，郭慧志和两个队友溜边站着，被告的代理律师带着两个穿着小西装、高跟鞋的实习生站在另一边，等待开庭的两拨人一句话也不说。
作为妈妈的诉讼代理人，华政大二的郭慧志要对簿众安保险公司。
因为航班在登机前几分钟被取消，保险公司却告知航班取消险只承保延误后取消。航班一般在计划起飞时间前就会宣告取消，该公司承保的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情况，几乎包赚不赔。而该条款只在保险方案中带过一笔，没有能引起注意的提醒。
郭慧志声音清亮，语速不快，可语气坚定：“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众安保险该项条款无效，并赔偿损失。”
二次开庭时间延后，是因为诉讼代理人要期末考试，让诉讼在严肃之外有了一丝学生气。暑假调解结案后，保险公司赔偿的200元打到卡上，妈妈请她吃了饭，亲戚都知道郭妈妈这下有了御用律师。
她的名字也被众安保险上下谈论，开高层会议的时候也会提到她，她开玩笑说自己应该已经上了黑名单，“学校招聘会看到他们的展位，我都有点害怕。”
在学法之前，郭慧志觉得自己比较马大哈，经过这件事后，无论是保险还是协议条款她都会都仔仔细细看下来。亲戚给孩子买慢性病的保险，她看了合同才发现不保这种病，及时止损。
决赛现场，郭慧志代表小组发言：“我们每一支队伍面对的都是不同行业的业界霸主，要求他们改正错误，对于我们，对于执法者，对于他们自己，都是巨大的挑战。”她的声音有点哽住，“但是哪怕能够在这座冰山上凿下一些冰絮，我们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作为比赛发起人，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主任吴辰律师每年看到学生们选的案例都非常兴奋，“可能因为我们思路有异，或者兴奋点不同，同学们提出的新鲜事物一直在反哺我们。”
从华政一所学校，到松江大学城，再到全上海、长三角，今年12月7日第六届比赛启动，触角已经伸到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各地高校，几乎涵盖了全国高等法律院校。入围队伍50支，报名209支，公益性、可诉性和创新性都在案例筛选时被考量。
▲12月7日，第六届“小城杯”启动仪式。本次大赛由上海市律师协会指导，上海市松江区司法局、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等7家单位共同主办。 （陆磊 摄）
法院也看到了一纸判决能为社会公益事业奉献的力量，吴辰说“现在有的法院很主动地要用公益案子来做示范，甚至邀请同学们去把案件立到他们那边去，这就是进步，是社会包容度的提升。”
“唤醒公众的权利意识，让更多人意识到权利的边界在哪儿，提示一种科学理性的维权方式，”是吴辰眼中“小城杯”想要传递的社会意义。
于佑心在为中小学生普法时最想厘清的也是这个问题，权利与义务，法律与道德，对司法的态度，以及维权意识方方面面都该从小被唤醒。
成为法学生后，法律不再只是以前书店看到的白皮红字、红皮黄字的法条，而是一个新世界，她拿起手中的杯子，“有了法律意识，我就知道我对它行使物权，它被人拿走，就损害了我的所有权，我就可以告对方。”
在法学生眼里，整个世界被一些法律关系建构，于佑心说：“你不会希望去找唯一的解，而是想要看出来能有哪些解。”
公平和正义，是他们眼中的最优解。
（文章转载自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
